我妈在北京做了20年清洁工 | 三明治

从我记事起，妈妈的工作一直是清洁工。

记忆的起点在一座北京城南的家属院小区。整整齐齐的几排六层老楼，楼与楼之间栽着柿子树，秋天的时候叶子落得很快，几个大风的夜晚就匆匆凋零，留下满树黄澄澄的果子。

跟随父亲来到北京打工的妈妈，找到了这份小区保洁的工作。幸运的是，我们一家可以住在小区的地下室，平日妈妈上下班非常方便。

妈妈的任务就是打扫小区。她和另一位四川来的阿姨，两个人一人一半，负责起整个小区的清扫，除了路面，还包括居民楼里的楼道和台阶。

妈妈个子高，体型灵活，干起活来勤快麻利。扫户外的大路时，她会用沉甸甸的竹子大扫帚，抡起来，落下，竹枝扑在柏油路面或者石砖地上，富有节奏地哗哗作响。而打扫楼道用的是小笤帚和一只墩布，先把明面上的大块垃圾扫走，再用半干的拖布一阶一阶地卷走尘土。偶尔在放学早的时候，我会掐着时间去固定的楼栋里找妈妈，背着书包跟她聊天，跟着她清扫的节奏，顺着台阶一阶一阶地往下蹦。

待她扫完最后一级时，我们再一起回家。我们的屋子很小，却被妈妈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杂物柜、衣柜、上下铺、电视柜....…东拼西凑来的家具们如俄罗斯方块一般完美地嵌合在一起，最后留出几平米的空余，用来摆桌子吃饭。厨具们被摆放在楼道，回家之后，我们先一起坐一会儿，随后妈妈去做饭，我撑开折叠桌，铺上报纸写作业。等爸爸骑着电动车从另一个区下班回来之后，也差不多就到了晚饭时间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饭菜的热气缓缓向上升腾，一如家乡悠悠的炊烟——在离乡几百公里的城市一隅，我们在这座小小的麻雀之巢，经营起流动的生活。

在周六日的早上，妈妈虽然不用像工作日那样忙一整天，但还是需要做简单的清扫，保持大体上的整洁。妈妈常常会在早上出门完成这些工作，在扫到我们楼附近的时候从窗户外面瞧瞧我。于是我常在半睡半醒间听到慢慢接近的、哗啦哗啦的竹枝扫帚声，那是妈妈正在走近地下室浅浅露出地面的小窗户边。她弯身下来喊我“丫头——睡醒了吗？”，我就赶忙坐起来扭着身子应声，美好的周末从这样的一声呼喊开始。

在工作的时候，妈妈要穿着工作服。一件类似于车间制服似的大褂，黑漆漆的深蓝色，罩住妈妈1米7多的窈窕身材，但盖不住妈妈身上浑身散发的活力——她爱笑，一口整齐的牙齿露出来，说话声音清脆爽朗，普通话讲得也特别好，几乎听不到什么口音。久而久之，她便和小区里不少老人们都熟悉了。